Center for Textbook Research | 朱美珍 研究員兼教科書研究中心主任
教科書是承載學校課程內容的主要載體，教科書要選擇什麼樣的知識，是課程研究的重要課題。新馬克斯主義學者認為課程研究是一系列權力鬥爭、中介與協商的過程，他們著眼於探究選擇「誰」的知識最有價值。但這種課程的權力／知識關係，到1990年代，深受後結構、後現代主義教育思潮的影響，學者們轉而關注到「知識」本身的課題，即「如何使最有價值知識變為可能」：他們認為知識是一種社會、歷史的實踐，也是權力關係的效應；權力生產知識，知識建構主體；當權力關係改變時，知識也一直被建構，知識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脈絡中發生，而課程理念的產生就是一種社會建構或政治烙印。由此視角來檢視解嚴後1994年課程國中公民與道德教科書的課程發展，似乎對教科書如何選擇知識來建構其課程觀，可以提供一份理解。
戒嚴時期，在強人威權統治下，公民課程的目標主要是倡導以三民主義為本的大中國思維，灌輸民族精神、愛國教育、四維八德、中華文化等公民知識及公民意識，期能培養學生成為一位「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有為有守的現代公民」。解嚴後，隨著國內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臺灣主體論述無形解構了大中國思維，公民課程的目標、科目、節數，甚至教科書內容選材、組織等，都因權力結構關係的改變而產生鬆動。教科書的課程發展不再是直線進步地發展，而呈現斷裂的、拼貼的，從1994年課程國中公民與道德教科書的課程發展就有以下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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