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教育研究院

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 | Skaya Siku 助理研究員

　　現今價格親民的自動化攝影設備已日新月異，伴隨著網際網路及社群平臺的普及化，促進了「人人導演」的時代趨勢，也預示了培養影視教育中的跨文化素養儼然成為時代需求。例如，臺南西拉雅族吉貝耍部落族人（部落臉書），近年來主張捍衛祖靈從天而降的祭儀秩序，特別嚴禁夜祭舉辦期間使用無人空拍機從事影像紀錄。

因人而異、因地制宜的影像認識論

　　戰後1960至1970年代之間，受惠於十六釐米攝影機的出現，使得民族誌影像與紀錄片拍攝工作越加普及。當時，國際學界逐漸湧現將「視覺人類學」作為一項研究學科的呼聲，並且對原住民族影像認識論的特殊性有了一些觀察。1960年代，美國人類學者Sol Worth（索爾．沃斯）與傳播學者John Adair（約翰．阿戴爾）在從事「Through Navajo Eyes」（透過納瓦荷之眼）影像教學計畫時，被當地耆老提醒，「如果拍電影對綿羊既無害、也無益，那麼就沒有拍電影的必要。」言下之意，不僅凸顯綿羊在納瓦荷部落中重要的精神意義與經濟價值，也透露出拍攝行為須適時回應部落的價值體系。在此之前於1950年代，非洲民族誌影像先驅、法國導演Jean Rouch（尚．胡許）將奈及利亞河馬狩獵者的紀錄片放映給被拍攝獵團觀看時，獵團領袖要求他將影片中的配樂拿掉。理由是「狩獵過程必須全然安靜」，這項插曲令人窺見電影美學中的文化差異。在80年代，臺灣民族誌影像先驅胡台麗拍攝排灣族五年祭紀錄片時，無意間剪入一句被攝者提及「誰是最大頭目」的言論，進一步促發地方領袖之間積極表態誰是正統頭目，因而揭示部落中隱而不見的人際張力與階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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