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教育研究院

　　當前世界已步入全球化體系（global system）的新紀元，由於此一體系帶來巨額的經濟利益，所以吸引許多國家加入此一體系。此種融合顯示出，世界體系（the world system）與資本主義密切結合，能大幅提升全球經濟體系的影響力（Wallerstein, 2004），甚至超越個別國家的自主權，此種轉變使得個別國家無法單獨決定自我事務（Giddens, 1990）。致使許多國家須調整自身以契合全球化經濟體系的需求（Dale, 2003），其一是如何強化自身的國際競爭力，此種競爭力往往奠基於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的提升，所以強化教育功能與全球化體系的關聯性（Lingard, 2000）。但是由於全球化經濟體系背後的思維是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其假定是自由市場的競爭機能是提升效能與確保品質的主要途徑，同時也認為個人偏好與理性選擇是產生此種機能的關鍵因素，上述假定使這類學者主張，教育事務屬於個人理性與偏好選擇的範疇，所以政府應限縮其在教育的公共職能（Olssen, Codd and O’Neill, 2004）。 由於此種論點過度聚焦於市場效能法則，因而忽視社會結構的影響，不均等教育結果顯示，家庭社經背景對學童學習表現產生深遠的影響（Bowles and Gintis, 1976），文化再製論（cultural reproduction）者進一步指出，學習表現並非個體心理條件的產物，而是個體本身吸納所處情境屬性，而發展出的理解與思考模式，此種文化能力與學術性課程屬性的契合度影響學生的學習表現（Bourdieu, 1990, 2000）。另外從文化獨特性意義與社會評價的角度而言，弱勢文化並非源自本質性的缺陷，往往是社會權力壓制的結果，亦即優勢團體以此方式以維持既有的優勢地位。 上述關聯性指向，市場法則無法處理社會結構性的不均等問題，甚至會強化弱肉強食的社會問題。從另一角度而言，放棄文化不利學生不僅違背社會正義原則，同時也削弱國家的總體競爭力，因為這些學生是由於文化因素而未能有理想的學習表現，所以若能從社會文化角度著手，將能提升這類學童的學習成效，因而強化國家的人力資本。再者，此種貶抑使許多社會大眾無法了解這類文化的優勢本質。 上述分析顯示，政府不應以市場邏輯看待社會結構的問題，當前新台灣之子正處於高度的弱勢局面，這類學童亟待政府發揮職能以提升其學習成效。同時這類學童有更多機會傳承母親的外來文化以及語言。從正面角度而言，這些是台灣外交人員亟待強化的素養，所以若能掌握這類文化的優勢性，亦有助於提升台灣的國際競爭力，同時可積極提升外配文化的正向功能與社會地位，進而改善新台灣之子的文化不利地位，這不僅可減輕社會負擔，並可轉化為積極性的人力資本。再者，這類學童的人數不但逐年增加，並且在歷年新生兒總人數中佔據可觀的比率。若放棄這類學童不但無法彰顯社會正義的訴求，同時也無法提升國家的總體人力資本。基於上述考量，本研究計畫以「提升人力資本以強化國際競爭力的新台灣之子教育政策項目之研究」為研究議題，藉由掌握新台灣之子面臨的學習障礙之項目以及其本身可發展的強項，以規劃出相關的教育政策面向，以期能提升其學習成效，進而強化台灣的人力資本以及在全球化經濟體系中的國際競爭力。